如今，位于太行山余脉深处的灵丘县花塔村，以其独特的地理风貌，成为备受青睐的文旅打卡地。其中，被誉为“深山夜明珠”的花塔水电站是一处最具标志性的建筑，它承载了一段艰苦卓绝的建设历程，谱写了大同电力工业水电篇章中辉煌的一页。

花塔村四面环山，一水中流，气候温润，本是一方浑然天成的“世外桃源”，然而往昔，这里被一座海拔1900多米的红沙岭，隔绝成一个时代的“孤岛”。

从20世纪70年代起，一场历时10年的鏖战，在深山中轰然打响。三楼公社四任书记——郭兴泰、徐耀、刘建军、孙信，相继带领四千乡亲，以钢钎叩石，以热血劈山，一锤一凿，皆向光明。

大山的觉醒

被大山封住的不只是一个村庄，还有凝固的岁月。

过去，红沙岭上常有这样的场景：峭壁险径间，一群后生、几个老汉，背着山货，佝偻着背，一步一步贴壁爬挪——他们要用一季的辛苦所得，去山外换取几斤食盐、三两瓶煤油。

他们是花塔的村民。这条路，祖祖辈辈、年复一年，走了无数回。

1974年初，灵丘县委、县革委会决定以改河造地项目开凿红沙岭隧洞。

任务落到有4000多人的三楼公社。同年3月15日，春寒料峭，30多名青壮年汇聚红沙河畔。没有鞭炮，没有锣鼓，只有一面在风中飘扬的红旗。公社书记郭兴泰站在大石上，声音沙哑却坚定：“我们要干一件前人没干过的大事！”

夙愿已久，一呼即应。

“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——工棚是石头垒墙、杂木搭顶；吃的是从家里背来的玉米面、咸菜疙瘩；工具只有铁锤、钢钎和一台老旧空压机。

然而，初心易得，初程难启。摸爬滚打一年后，仅推进20多米。资金告罄，工程濒临下马。

小书记的大担当

1976年6月，33岁的徐耀背着行李，走进三楼公社。上任第一周，他直奔红沙岭工地。眼前的场景实在让人揪心：工人们衣衫褴褛，很多人因营养不良脖颈上长了疖子。隧洞里炮烟弥漫，几个汉子仍在挥汗如雨。

先解燃眉之急。他立即从信用社协调出3万元贷款，保障了柴油供应；又多次向县里争取到1.5万公斤补助粮，让工人们碗里多了几分实在。随后，他化身“物资协调员”，从铁道兵工地借来20根无缝钢管，从部队运回旧风钻和胶管，如燕子衔泥般，一点点为工程“续命”。

然而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工程本身。原设计的大断面掘进，在现有条件下犹如蚂蚁啃山，进度缓慢。徐耀请来铁三院的技术员蔡华南，在工地办起培训班，自己也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。经过反复测算，一个大胆的念头逐渐清晰：改弦更张。

党委会上，他提出将隧洞改为高3.5米、宽5米的单洞掘进，洞内一侧修路，一侧修渠。面对质疑，徐耀拿出测算数据，耐心解释：“小断面，能更快看到希望。”

最终，新方案通过。但资金，仍是勒在工程脖子上最紧的绳索。徐耀四处奔波，先后获批5万元水利专款、9万元贷款、30吨硝铵炸药、2台10立方米空压机……

5年间，徐耀以一股“撞了南墙也不回头”的执拗，为红沙岭工程筹集资金19.7万元。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或许不大，但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，在一个人均日工值仅几毛钱的贫困山区，每一分钱，都重如千钧。

徐耀有担当。他担当的不仅仅是一个工程的钱与粮，更是在绝境中，为一个村庄、数千民众扛起的一个沉甸甸的名为“希望”的未来。

红沙岭的记忆

在工程施工的日夜奋战中，一群普通人用血肉写下了英雄史诗——

李月斌，六次被炮烟呛倒，最后一次咳出了血。

赵保春，一名复员军人，为救同伴，用肩膀扛起翻倒的千斤渣车。重压之下，他脉搏微弱，被抢救半小时才醒来。睁眼第一句话：“孙润文……怎样了？”

韩满红，被脱落的皮带打瞎左眼，却从未向组织张过口，“为公家办事，个人受点损失没啥。”

韩文仪，守了七年机械，故障不隔夜，缺油自己筹……

还有“铁姑娘班”——这个带着时代烙印的名称，在1976年春天，被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姑娘们扛上了红沙岭。她们来自周边的村庄：曲回寺村的高竹叶、钟桂林、钟冬花、钟迎兄；河浙村的陈爱荣、陈秀娥；三楼村的耿来先、李玉凤、韩秋菊；牛帮口村的赫国荣、赫转英……在工程处于最艰难的阶段之时，她们挽起衣袖，扎起辫子，走进了硝烟弥漫的隧洞，抡铁锤、扶钢钎、推渣车。炮烟最浓时，刺鼻的氨气与硫黄味让经验丰富的男工都掩鼻皱眉，她们只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，没有人松手，没有人后退。耿来先雨夜推渣车时连人带车跌入暴涨的河水中，被工友们从湍流里捞起后，浑身湿透，泥沙覆面，她抹了把脸：“后半夜的班，我还能上！”

这是最朴实的宣言。此刻，她们不仅是姑娘，更是战士。

一炮惊天的时刻

1979年9月7日上午11时，红沙岭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。

烟尘如褐黄色的巨龙，从两端的洞口滚滚涌出，弥漫山谷。尘埃落定后，一道微弱却真切的、金白色的光柱，从隧洞深处笔直地照射过来。

“通啦——！”呼喊声、欢笑声、铁锹敲击岩石的叮当声，瞬间汇成一片沸腾。

花塔村的老支书韩玉章，这个平素沉默得像块山石的老汉，此刻抓住牛帮口村支书那双同样粗糙的大手……所有的苦涩，仿佛都被眼前这道光冲刷出了一道泄洪的口子。

正在县里开会的徐耀飞速赶回。

这个3年来面对断粮、塌方、质疑都未曾掉泪的汉子，突然间浑身颤抖，泪流满面。　　  韩玉章挤过来，紧紧握住他的手，老泪纵横：“徐书记，通了……花塔人世世代代都念着你！”

徐耀摆摆手，哽咽得说不出话。他比谁都清楚，这哪里是一个人的功劳？这是郭兴泰书记点起的火种，是四千乡亲用一碗碗高粱面、一滴滴汗水、一个个肩膀扛起来的奇迹。

徐耀站在人群前，话语铿锵：“今天隧洞打通了，这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！接下来，我们要把它扩宽、加固，要修渠，要引水，要在这洞旁边建起我们自己的电站！”

四任书记的接力

1981年，徐耀调离。临行前，他紧握继任者刘建军的手：“红沙岭交给你了，电站一定要建起来！”

刘建军接过蓝图，继续推进配套工程，完善引水渠道，开展电站厂房基础施工。

1983年，水利科班出身的孙信赴任，成为电站建设的“技术掌门”。他卷起铺盖住进工棚，白天与工人并肩，夜晚在油灯下核算数据、钻研图纸。

拦河坝浇筑、压力管道吊装、机组安装调试……每一关都是硬仗。孙信带着工人，用三脚架和倒链一寸寸吊装钢管，在狭窄的管腔里爬行检查焊缝……

1984年10月15日，红沙岭下，千人汇聚。孙信在控制室下令：“开机！”水轮机由缓至疾，发电机平稳工作，电压表指针缓缓升起——电，来了。

牛帮口水电站（今灵丘县花塔水电有限责任公司）正式投运。水头落差61.8米，装机容量3×200千瓦，年设计发电量319万千瓦时。这一刻，十年长征，终于抵达光明的彼岸。

从郭兴泰的破冰启程，到徐耀的百折不挠，到刘建军的接续前行，再到孙信的专业收官——四任书记，十年接力，诠释了“功成不必在我，功成必定有我”的胸怀与担当。

“孤岛”的蜕变

水电站的建成，一举打开了花塔尘封的山门。自此，水、路、电为这片土地注入了全新的韵律。

水来了——沙河水被驯服抬升，沿着新修的渠道第一次流上了300多亩旱坡地。自此，小麦、玉米、水稻轮作，实现“三种三收”，粮食亩产从不足百斤跃升至800斤以上，花塔人告别了吃返销粮的历史，还有余粮出售。

路通了——那条827米长的隧洞，终结了祖祖辈辈翻山越岭的历史。拖拉机、汽车第一次开进村中，与外面的世界互通有无。此后，乡里又组织群众一鼓作气，修通了连接外界干道的公路，天堑真正变成了通途。

电来了——不仅为花塔村带来了光明，而且有力地支持了当地的工农业生产。

2010年，花塔与牛帮口的村民自发在隧洞口立起石碑。石刻无声，人心有记。

2024年，红沙岭纪念馆正式开放，一段困守与突围的岁月，从此被定格为可触、可感的集体记忆。

今日的红沙岭隧洞，依然是深山通联外界的血脉。洞内，一侧车辆穿行，一侧渠水潺潺；洞外，绿荫掩映清溪，梯田叠翠生辉，游人络绎不绝。昔日的“贫困孤岛”，已成为闻名华北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
花塔水电站历经技术改造，至今仍在高效运转。截至2025年底，累计发电超5080万千瓦时，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光明与动力。

（《大同工业史》编纂办公室供稿，欢迎社会各界赐稿，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：[email protected]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