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很少对一本书如此着迷，就像品读一只宋代建阳窑黑釉茶盏上精美的兔毫斑，总是给人一种自然流畅、恬淡雅致、神奇美妙的感觉，当然我说的是《野水的季节》。该书根植于基层社会生活，以微小的切口、广阔的视角，关注乡村社会变迁与发展。这部书融历史性、文化性和情感性于一体，汇集二十一篇浸润黄土气息敦厚朴实的文字，作品意象流淌着风的隽永与丰沛，其跳荡的结构、绵密的质地纹理，将乡土生活刻画得丰满而生动。文本由个体叙事转化为集体叙事，使之成为我们民族共同记忆的一种精彩呈现。黄风的散文可与刘亮程的作品相媲美，其意象运用、情感表达、叙事方式具有相近的文学艺术特征。而在物象转喻生命体的解读中，黄风的散文更贴近亨利·梭罗《瓦尔登湖》中的湖水张力。他的作品晕染出生活细小的襞褶，不仅托举起杏花、瓦松、燕子、高粱、大水缸琐碎而纷呈的诗意，也将窑烟、打谷场、黄土墙以及夏日青蛙的叫声挺立起来，它们能把黑夜硬生生戳个口子，为悬浮于城市浪潮中的乡愁提供了锚定的坐标，也为黄土地上迷茫的人找到根植未来的种子。

　　《野水的季节》开篇便是一行揪人眼球的文字：“风窜着屋脊，扒在烟囱口上，又猫号了一夜。”短短十余字，巧用“窜”“扒”“猫号”三个鲜活的动词，让一幅镶嵌在岁月深处微微泛黄的乡村情景图跃入读者心里。仅这一句，便让我想起威廉·华兹华斯的一句诗：“我孤独地漫游，像一朵云，在山丘和谷地上高高飘浮。”倘若把前后连贯起来，会惊觉这竟然是一首珠联璧合很美的诗。如此意境幽邃或温婉清丽的文字，在《野水的季节》里比比皆是。作者在书中将物性叙事与生命意识交融，对非人类存在物的描写，呈现出鲜明的生命意识。这种拟人化叙事不是简单的修辞技巧，而是隐喻乡土社会中物我共融的认知方式，以物性叙事既活跃文学的自主性，同时借以传达作者朴素的思想情怀。

　　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反映现实，更在于通过语言的艺术重构，使我们能够以新的方式看见和理解那些正在逝去的事物。书中收录的散文充满了童趣，在诗性表达方式的基础上，叠加进方言俚语，这些词汇如同一个个文化密码，承载着特定地域的生活经验。作者将民间传统修辞进行创造性转化，既有视觉形象的直观性，又带着孩童特有的拟人化想象。譬如，描述强劲的风，“将院中空闲啃得满是牙痕”；再譬如，描写人，“女人的嗓门又大开了，能开出坦克来”“把话当棒槌扔出去”。这种从乡村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意象，赋予作品一种民间歌谣般的韵律感，带着泥土的温度，和孩童般质朴的营造力，在写实之外获得了诗性美的升华。

　　黄风的文字会给予自然万物神圣的灵性，或者说超越于自然的力量和人格魅力。譬如《两页书》中，讲述果园里的一口老井，那股“飘扬着白胡子”的白气，“像土地公抽了一口烟不吐，张大嘴享受着由它散去。”老井被描述为具有生命节律的存在，它深植于农耕文化四季轮回的土壤中，体现了农耕社会人们对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依赖与敬畏。当老井被推土机“活埋”了，它带来的疼痛不仅是对于古老文明的碾压吞噬，还抹掉了一整个乡土世界的记忆回声。在童谣“二月二，剜小蒜；狼一半，狗一半”的简单韵律中，复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传承恍惚获得了释然的情感魅力。作者以这种创新的独特语言质地，和富有生命力的叙事，构建起既具体又超越的文学世界，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幅充满活力的乡村图景。这些图景介于现实与幻想之间，筑起令人愉悦的美学空间。在这个空间里，方言土语的狂欢、民俗信仰的遗存、道德伦理的规训与乡村文化的嬗变相互交织，形成了一部微缩的乡村史诗，其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传统农耕文化、生产方式、乡俗民居的人文观照与深刻思考。作者又擅用短句，富有节奏感的流畅语言，宛若潺潺溪流，或者多样化的音乐，强化了文本的韵律，有效地传达出作品的主题内涵。譬如，“干鬼爷名副其实的干，尤其是一张瓦刀脸，干蹦蹦的颧骨能当痰盂，并且能敲出裂纹来。”文中乡土叙事的短促节奏，融入了现代文学的意识提炼与创新，既保留了地方色彩，又通过文学语境使其获得生动鲜活的可理解性。

　　黄风的散文往往会在多重感官体验中，拓宽拓深叙事空间，以感官书写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拓扑学。譬如《古鹤下街N号》的一段文字：“我的耳朵早开小差了，专注的不再是剃刀声，而是那咕嘟的肉声，被线一样串了，一串一串的。我的嗅觉从鼻孔钻出，有时撵着一缕香气，在晦暗的屋壁上穷追不舍。”这段文字中，作者运用了听觉、嗅觉与视觉等全息感官叙事，通过拟人化和通感手法，使文本叙述获得了近乎神话的叙事品质，铫子里袅袅升腾的肉味，与父亲垂涎游弋的眼神，构成清苦岁月里一帧生动而奇异的素描。这种感官书写形成的独特文学拓扑学，横向的空间维度上，是那锅“咕嘟咕嘟”的炖肉；纵向的维度上，却是“我”的视线随着“一串一串”的肉香，在屋壁上一直穷追不舍。作者通过叙述者的感官体验，将现场的时空坐标缝合起来，使读者的阅读体验升华为一种绝妙的身体感知。

　　书中《八月的禾场》却是将劳动叙事，赋予了仪式化编码。随着“呼隆隆声响起，后面的撵着前面的，蹚出一条直趟趟的道来”。作者对秋收的劳动过程描写，具有明显的仪式化特征。文中插入隐匿了人物形象的对白，让余音如蛛网般缠绕在读者的心里。从田间收割“熟得像老姑娘了”的高粱的老农，到满载庄稼浩浩荡荡的马车，再到禾场上“起山”的人、一垛垛“勾肩搭背”的庄稼垛子、赶鸟人、场把式、扇车手等，作者将生产劳动一层一层仪式化的叙事策略，使文本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描述，进入了人类文化学的阐释空间。尤其是场把式赶着三头驴碾场的情景，以及扇车手启动扇车时对它“从头到尾边看边摸”，之后一声吆喝“开扇啦——”整个禾场一下子活了起来，活的不仅仅是人与物，活的更是骨子里向往美好生活的精气神。当禾场上的庄稼转变为“坟头”一样的粮食，整个过程更是充满了仪式感：场把式手中的鞭花反复耍成“8”字，扇车手“打”扇车时摇把与手之间形成节奏美的互动，在“耍”与“打”不断重复的挥汗劳动中，获得了某种舞蹈般的节奏感，劳动被描摹为一种庄严的表演和文学转喻，而劳动者的日常则被赋予了形而上的美学意义。

　　多变的乡土时空象征性结构，不仅深化了主题内涵，提升了叙事层次，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。譬如，在《一道老菜的“流水志”》中，作者给予了这道老菜深刻的社会意义。在时间维度上，“岁末归来，年啪啪甩袖净过身上风尘”，而一道“凉拌绿豆芽”的老菜，便承载起冬去春来的农耕时序。文章以“女人”培植绿豆芽的过程作为微小叙事切口，隐喻乡村生活简朴中获得的满足感与幸福感，以及辞旧迎新朴素的时间观，这与城市追求“年”的氛围和机械性的时间形成鲜明对比，暗示乡土中传统的价值观、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节律的和谐关系。空间结构同样富含象征：“女人”担心绿豆芽长得慢，但是她听不到豆芽生长的声音；而孩子入睡时，不仅可以听得到豆芽的生长声，还把它带入梦中。这种在情绪渲染上连通与阻隔的辩证意象，将物质空间转化为心理空间的隐喻，折射出代际间的精神隔膜，以及过去与未来、传统与现代之间若即若离的矛盾与统一。

　　《野水的季节》通过多层次的文学手法，将具体的乡土情结，转化为承载文化记忆的文学事件，并以此为媒介，探索人与自然、传统与现代、个体与社会的复杂关系。乡土作为一种文学意象，既是具体的存在，又是传统文化象征。作者以敏锐的感官捕捉力和丰富的文学想象力，将乡土叙事转化为文学版图的一种图腾，使技术描述升华为生命叙事，这正是这本书最可贵的创作特质。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当下，《野水的季节》以文学书写，保存了正在消失的生产方式与生活经验，使其获得超越具体时空的美学价值与文化意义。

　　生活往往会让我们的记忆褪色，但是那些承载着我们记忆的优秀文学作品永远不会褪色，它是照亮我们生生不息的生命火炬。《野水的季节》所焕发出来的荣光，是亿万华夏儿女的共同记忆，可以增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，也为我们留存了一本值得珍藏的乡土中国精神地图。（庞善强）